教师节的惊喜

余秋雨

                                                                   推荐人:杨晓妤

今年的教师节又来了。我在这个节日前遇到了一件又惊又喜的大事：终于找到了我小学的老师！

事情是这样的：我去年在拆读堆积如山的读者来信中，看到从杭州寄来的一张简报，上面有一篇文章，题目是《五十年前我是余秋雨的班主任》，大喜过望，因为那篇文章的记者遇到了我一直在寻找的何杏菊老师。但是，那篇文章并没有何老师的地址、单位，那张报纸也不知是属于那个系统的，因此我派出在浙江的朋友想法寻找。后来，通过汪小玫、李永飞等朋友的帮助，终于找到了。

我为什么一直想寻找何老师？因为她是我真正的启蒙老师。我是四岁那年到当时的浙江余姚小桥头小学读书的。四岁，太小了，第一位老师姓史（或施），我听不大懂她讲的话，只知闻书本上的油墨香气，她很快就调走了，调到逍林镇的坡山路小学。第二位老师是我妈妈的朋友，妈妈叫她“秀琪”，姓罗，她在选择恋爱对象时与母亲意见不合，自杀了。到何杏菊老师来接我们班，我已经六岁。她教了我一年。当时我虽然已经认识了很多字，但刚刚开始产生正式上学的感觉。因此，对她的记忆特别深。

她当时自己才小学毕业，来教我们。从刻板的教学观念来说很不合格，但她青春洋溢的快乐性格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欢愉。她教了我什么，已经忘记，但正是她，从起点上告诉我，读书写字是天底下最快乐的事情。这种快乐感，一直贯穿在我的生命之中，直到今天。因此，我多次下决心要找到她。但她在教过我们之后，也去上初中了，再也没有回过我的家乡。

这次我见到她，彼此高兴极了。她早就在报刊电视上关注我，但像很多朴实的老师一样，不想以学生的成绩为自己增添什么。去年只是随口说起，被一位记者盯上了。

我回忆了六岁到七岁之间的很多趣事，再问她当时对我的印象。她说了三点，一是干净，这显然是我妈妈的功劳；二是聪明，这很可能；三是因为年龄小，坐在第一排，老师一提问我就回答，完全忘了背后还有很多同学，因此老师只得每次阻止我的回答问后面的同学，我这才害羞起来。这听起来很有趣，却完全记不得了。

有一个问题是我长大后才想起来的，似乎有点俗，但还是问了：当时这样的乡村小学，老师们有工资吗？他们是怎么过日子的？

何老师告诉我，没有工资，每月发三十斤大米，是同学们用粮食缴的学费（我家除外，我父亲在上海工作，因此用货币缴学费）。何老师又补充道，当时的那些家长太贫困了，又有农民的私心，缴来的粮食往往很不好，不知怎么办。后来，开始发工资了。

让我最激动的是，何老师还找出了一张师生合照。请看所附的这张照片，印的日期是1953年6月4日，我正好六岁。最右边夹腰的女老师，就是何杏菊老师，你看她那么阳光。第三排左边第一个男孩子，头被后面的一位男老师按着的，那就是我。我还记得，这位男老师叫蔡大赍，为什么记住了？因为这个赍字当时觉得很奇怪。站在何杏菊老师身边的那个瘦瘦的女老师叫陈秀绛，为什么记住了？因为这个绛字当时也觉得很奇怪。陈老师的丈夫叫黄均济，有一天陈老师在课堂上晕倒了，黄老师冲进来一把抱起就到镇上找医生去了。这个抱着爱人的躯体快步疾奔的高大男人的背影，给我们全班同学上了一门关于爱情的课程。当时农村中一般农民发生了这样的事，总是派人到镇上把医生请来，情景远没有黄老师做的那么感人。

那天在何杏菊老师杭州的家里，我反复地说着乡间小学的生活对我一生的重要性。对此，何老师谦虚地将信将疑。不断说：“我当时教得太浅了，太浅了！”

我说：当然，后来我又遇到了一系列重要的老师。例如就在这个杭州城里，还住着一位我最后一位老师，也就是大学毕业前的盛钟健老师。盛老师在文革最艰难的岁月把我接到离我家乡很近的奉化一座山间老屋中避难，我在那里有幸找到了蒋介石的一些藏书，攻读了年轻人艰难读下来的《四部备要》和《四部丛刊》。当我离开那座山的时候，文革已经结束，而我已经拥有较厚实的中国古典文化修养。

第一个老师和最后一个老师都在杭州，可见杭州对我是多么重要。

何杏菊老师让我找到了我的童年。人的一生有很多秘密往往隐藏在自己和别人想不到的地方。例如我以前来过杭州那么多次，就一直不知道在这个城市的某条街道，某个房子的某个抽屉里，找到我六岁时的模样。

这正像，前些年有人造谣我在文革中做过什么，引发了很多起哄者，但家乡的深山藏住了我的那些岁月。那所老屋还在，《四部备要》和《四部丛刊》还在，盛老师更是健在，大家都笑而不语。终于，谣言不攻自破。

何杏菊老师让我一次次回想起那所乡间小学。我告诉何老师，前些年，同班同学沈如玉担任了家乡的教委主任，到上海传达乡亲们的一个意思，想把那所小学改成“秋雨小学”，被我拒绝了。我只是同意，在小学内的某处刻一行字：“我国一位教授，在这里完成了他的全部早年教育。”

我还能认出来，沈如玉就是那张合影最后一排左边第一个穿白衣服的小男孩。

最后顺便说一件趣事。我的小学没有以我的名字命名，但前不久看上海的《新民晚报》，我从农村到上海来读中学的那所新会中学，已经将一座漂亮的楼房命名为“秋雨楼”。我的这所母校没有征求我的意见，但我看了新闻还是感到颜汗。亲爱的母校，我怎么担当得起！

推荐理由：

阅此文，为余秋雨先生对老师的感情而感动。从学生到教师身份的转变，不能忘记师恩，亦不能忘记已为人师表。教师教书育人，传授知识，亦是学生性格养成的引导者。